鄂尔多斯历史故事㊳
明王朝筑边墙
公元1356年，朱元璋率起义军攻占了江南重镇集庆（今南京），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采用了儒士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策略，进一步聚集力量，等待时机夺取全国政权。其中“高筑墙”就是策略之一，明朝从建立之前就已经形成修筑城墙来防御的思想，并将这一思想代代相传。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鄂尔多斯地区属于东胜右卫（今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和东胜左卫（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管辖。靖难之役后，明成祖朱棣登基，对势力强大的塞王心存芥蒂，为防御蒙古，摒弃“塞王守边”政策，改为“皇帝守边”，将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亲征漠北，以积极主动进攻代替被动防御。
之后，明朝经仁宗、宣宗两朝在北方疆域建立起了一套比较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这套体系以九边为重要军防点，配合沿边都司卫所及长城墙体而形成。以明代都城北京为中心，北方九镇为重要军防点，以卫所等为网络，以长城墙体为屏障和阵地，形成北部的严密防线。九边是对明代北边军镇的统称，具体指的是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太原、延绥（榆林）、宁夏、固原（陕西）、甘肃九个边镇。九边重镇中，宁夏镇位于西北端，属陕西都司管辖，与延绥镇、固原镇、甘肃镇合称陕西四镇。鄂尔多斯地区东部属于延绥镇，西部属于宁夏镇。
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土木之变后，为了抑制蒙古瓦剌部的势力，切断瓦剌部继续向东扩张的通路，同时因为鄂尔多斯地区宜农宜牧、水草丰美，从15世纪60年代开始，鞑靼部的蒙古诸部先后入居鄂尔多斯地区，最终占据了河套。
▲鄂托克前旗明长城成化边墙（左）与嘉靖边墙（右）（拍摄：甄自明）
明朝北部边患的加剧，与蒙古入居河套直接相关。成化八年，明宪宗出于一劳永逸解决河套问题的初衷，制定了三路出击的“搜套”方案。即明军从山西、宁夏和陕西三路出击，同时对河套北部的几个蒙古部落进行攻击。最后在当地筑城，从而在河套地区蒙古势力的中心位置设立基地。然而，蒙古部面对明王朝的三路出击，采取了灵活的避实就虚战术。他们的轻骑兵避开正面的明军南下，继续对疏于防范的卫所进行进攻。结果，三路明军全都被蒙古骑兵牵制，又不敢退兵南下防御。到了年末，明军的物资消耗过半，实际上已经没有打下去的能力了。这次规模浩大的搜套之役最终以惨淡失败收场。之后虽然偶有得手，也不能在根本上缓解恶劣的边境局势。明宪宗迫于无奈下令撤兵，而此后的历任明朝皇帝，再也没有对河套用兵。
随着“搜套”等行动的失败，明王朝内部对河套地区的对策发生争论和分歧。宪宗朝的复套、搜套均没有任何结果，也就采纳了修筑长城以防御蒙古不时南下的建议，于是开始了明代在河套地区大规模修筑长城的活动。明宪宗准奏了余子俊的建议，便在成化九年，乘蒙古满都鲁部等出套之机，立即兴役修筑边墙。
余子俊动用了4万役军，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修起一条“东起清水营（今陕西府谷县境内），西抵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县境内），延袤千七百七十里”的边墙。这条边墙的大部分遗址如今还保留着。边墙的修筑，虽然加强了对蒙古军队的防卫，但用高墙壁垒隔绝了中原与边疆的交通，阻碍了蒙古族与中原汉族民众的正常往来，也造成了明朝倚墙而守、任蒙古诸部入居河套的形势。这也就是明史上所说的“弃套”。
明长城在今鄂尔多斯市境内可分为准格尔旗明长城、鄂托克旗明长城烽火台和鄂托克前旗明长城三部分，墙体总长度为83千米。墙体上共分布有敌台235座。鄂尔多斯市全境共分布有明代烽火台13座。鄂尔多斯地区的明长城主要是鄂托克前旗境内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作为省界的明长城，以及该道长城北面呈基本平行走向的另一道明长城。北面的长城修筑于明成化年间，一般称作“成化边墙”，民间俗称“二道边”；南面的长城修筑于明嘉靖年间，一般称作“嘉靖边墙”，民间俗称“头道边”。两道长城大体同时修筑，二道边主要是起到对头道边的辅助防御作用。
▲鄂尔多斯明长城敌台（拍摄：甄自明）
长城，是我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工事，是一道道高大而坚固连绵不断的长垣，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我国汉代、秦代、明代的长城里程均超过了1万华里，所以又叫“万里长城”。明长城，又称边墙，就是我国明代修筑万里长城的总称。我国的明长城最东端是辽宁丹东的虎山，从东向西越过高山、经过草原、穿过沙漠、跨过奔腾的黄河，一直到甘肃嘉峪关。明长城经过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西、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56个县，总长度约8852千米。明长城具有工程浩大、体系完整、构思巧妙、设计合理、功能齐全等特点。
▲明代九边重镇示意图（图片来自鄂尔多斯市博物院）
当我们今天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从历史大势来审视长城的修筑及其功能的时候，包括鄂尔多斯地区的长城在内，所处的自然地理位置是农耕与游牧交界地带，两种经济有其天然的互补性，互相依存，互相需要，同时造就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相互渗透和吸收。长城的修筑，试图将两种经济、两种文化隔开，却背离了客观，反而是长城把两种经济、两种文化联结在一起，使中华经济格局更为完整统一，中华文化更为丰富多样。长城又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的产物。历史上中国两大民族群体，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打打和和、和和打打往往是在长城一线展开，其结局不过是“兄弟阋[xì]墙”，隔而不能离，打而走向和，不断地交往交流交融，最终融为中华民族一家人。长城扮演了设计者、修筑者初衷未曾预料到的一个角色，似乎成了“红娘”和牵线的“月下老人”，把长城内外各民族、多文化联系在一起，把不同生产方式的经济生活结合在一起，呈现出多元一体、一体多元的鲜明特征。
长城作为一项伟大的建筑工程，凝聚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技术、发明和创造，是世界一大奇迹，是人类一笔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长城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华民族形成壮大的进程中，有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已经成为中国的形象和标志而闻名世界。
图文摘编自：李芸主编、甄自明编著《鄂尔多斯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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